一位網友曾在中國政府網“我向總理說句話”欄目提問：“我是一名縣城小學教師，近年來我們縣城人口增加了好幾倍，但學校卻只增加了兩所，班級人數普遍在90多人以上，甚至有部分班級達到近百人……”
城鎮“大班額”問題的嚴重性由此可見。
2017年，教育部安排專項督導，著力解決“大班額”問題。各地綜合施策，按照用好存量、擴大增量的原則，在“人”“錢”“地”難題上發力。比如，山東省財政這兩年已累計安排以獎代補資金20億元以上，用于獎補各地解決城鎮“大班額”問題時發生的人員支出和建設費用。
在2018年全國教育工作會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說，確保今年底校舍建設和設施設備采購任務“過九成”，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
從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入手
“終于不用再人擠人了。”山東濟南濟陽縣興隆街小學五年級(1)班學生張慧琳的媽媽劉杰感慨，孩子可以在一個更好的環境中讀書了。
興隆街小學是為了解決“大班額”而新建的學校，張慧琳所在的班級只有43名同學。之前張慧琳在另一所學校讀書時，班里有60多名同學。“除了上廁所外，孩子基本不出來。”劉杰說，那時桌子挨著桌子，轉個身都能把其他同學的書碰到地上。
據統計，2016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有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14萬個，比2012年減少9萬個，減幅為39%;56人以上的“大班額”有45萬個，減少近18萬個，減幅為28%，城鎮學校“擠”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緩解。
教育部督導局工作人員到各省調研，聽到很多地方反映，2012年前后縣城還存在八九十人的“超大班額”，但現在，縣城學校班額基本上都在66人以下，教師更有時間和精力有針對性地輔導學生了。
曾幾何時，“大班額”問題是教育管理者心中的痛。山東省委原常委、常務副省長(現甘肅省委副書記)孫偉，曾歷數山東省城鎮中小學“大班額”問題之痛：“這個問題嚴重到什么程度?全省17個地市無一幸免，有的地市‘大班額’的比例達90%以上，有的‘超大班’學生數超過了標準班額上限的兩倍以上。”
“政策能否落地，關鍵在政府。”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范先佐認為，政府真正想消除“大班額”現象，治本之策是從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入手，“加大農村教育投入，改善農村學校環境，提高鄉村教師待遇，提升他們的幸福指數，讓年輕大學生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鄉村教育才有振興的希望”。
“加快推進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改善薄弱學校辦學條件;加大教師隊伍建設力度，提高薄弱學校教育教學水平，正是從源頭上化解‘大班額’問題的重要之策。”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汪明建議。
國務院日前印發的《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的“大班額”。
“大考”迫近，這一年來，教育部會同其他部委積極采取措施，推動消除“大班額”。
2014年至2017年，中央財政已累計投入“全面改薄”專項資金1336億元，帶動地方投入2500多億元。教育部會同發展改革委啟動實施了教育現代化推進工程，2017年下達資金72.7億元。
為了促進城鄉、學校生源均衡，教育部積極開展規范義務教育辦學行為專項督查，劃片規范入學、陽光監督入學，有效抑制了“擇校熱”，避免大量學生集中在少數熱點學校，造成“大班額”。
同時，教育部還指導地方通過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實施學區化集團化辦學或學校聯盟、均衡配置師資、利用信息化共享優質教育資源、將優質高中招生分配指標向鄉村初中傾斜等方式，加大對城鎮薄弱學校和鄉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全面改善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努力提高鄉村教育質量，縮小城鄉教育差距，適度穩定鄉村生源，合理分流學生，營造良好的城鄉教育生態環境。
“大班額”消腫各地在行動
在一間5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里，坐著近70名學生，后排學生背靠著墻，前排學生幾乎和講臺挨在一起。學生經過過道時，一不小心就會碰到兩旁的課桌……這樣的場景曾讓很多校長撓頭。
國家督學、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副巡視員楊國順在全國各地督學過程中，見過最大的小學班級有108名學生，最大的初中班級有111名學生。
按照上海的規定，幼兒園的最大班額應為35人、小學40人、初中45人到50人。
“超大班級是政府責任問題，本質上是教育條件保障問題。”楊國順說，教育基礎設施建設不到位，直接導致了“大班額”問題的出現。而督學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督促政府多建學校、建好學校。
在大城市，學校要與新建社區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交付使用。此后，上海市政府教育督導室連續對幾十個未完成教育公建配套建設的項目進行跟蹤，經過幾年努力，最后的完成率達到92%。
曾幾何時，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成為“大班額”的擋箭牌。
而這一年來，在“大班額”的“消腫戰”中，我們看到了各地教育行政部門的決心和毅力。
“當我們改變規劃，要建設這塊大操場時，其實已經晚了!”站在學校門口，山東菏澤鄆城縣南城中學校長譚金輝看著嶄新的操場感慨道，“當時開發商已在開挖地基，但為了面向未來建一所更寬敞的學校，縣委書記劉文林親自出面協調，財政又補償了1500萬元，這才‘搶回’了16畝地。”
有了地，學校布局自然更從容。目前，南城中學建起了可容納40個班的綜合教學樓，各種功能教室一應俱全，原來70多人的“超大班額”如今已降至標準班額。
城鎮學校人滿為患，農村學校門可羅雀，在一些地方是常見的景象。地處江西東北部的弋陽縣卻正好相反，過去3年，這里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學生數量增加了兩成多，城區優質中小學校學生數量反而下降。
弋陽縣教育局將校舍建設經費的80%投入到農村學校，將信息化建設經費的60%投入到農村學校，在師資分配、教師培訓、評優評獎等方面向農村教師傾斜，明顯改變了農村學校的面貌，提高了農村學校的品質，使得大量農村學生回鄉就讀。在弋陽全縣入學總人數增加的情況下,中心城區學校“瘦身”明顯。除了弋陽縣外，河南省內鄉縣、山西省晉中市等地都通過這一模式有效緩解了“大班額”問題。
在“大班額”攻堅戰中，錢固然重要，有多少錢才能辦多大事。但是，如何分配更關鍵。江西弋陽等地并不是經濟發達地區，為什么能成功讓農村生源回流，化解“大班額”難題?這并不是因為弋陽的教育財政更加充裕，而是他們把錢用對了地方。
山西省近年來處于經濟低位運行、爬坡過坎的艱難時期。“我們提出‘二流財政辦一流教育’，咬緊牙關、自加壓力、主動作為。”面對同行關切，山西省教育廳一名負責人表示，城鄉一體均衡發展是始終堅持的方向。
“真心為民，不在條件在作為。”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委書記榮紅智在談及這一年來解決“大班額”問題時感慨道。
智慧加減法解“人”“地”“錢”難題
建新校、增教師，解決“大班額”的辦法其實并不復雜。但幾乎所有的決策者都面臨著3個問題：建設學校有沒有地、教育教學有沒有人、投資建設有沒有錢。
解決“大班額”問題，就像師生給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出的一張“考卷”。如何將這張“考卷”答好?
這一年，各地在困境中作答，用智慧做加減法，求解“人”“地”“錢”的難題。
在建設用地指標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學校建設用地從哪里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做智慧“加法”。
濟南市天橋區制錦市街小學是一所百年老校，多年前已無地可用，擴建幾無可能。三箭集團名下的一座具有獨立小院的職工宿舍樓，與學校僅一墻之隔。“要是給學校使用，能增加12個標準班、540個學位。”校長呂麗麗不知“碎碎念”了多少次。
山東提出解決“大班額”問題后，呂麗麗立即跟區教育局打了報告，隨后區委、區政府、區教育局共同與三箭集團協商，通過置換地塊的方式，將這座宿舍樓變成了制錦市街小學的教學場所。
這兩年，山東省在編制年度用地供應計劃時，新增用地指標、盤活的存量土地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等節余指標優先用于解決“大班額”問題。老城區、已建成居住區、舊城改造和新區開發建設中，新增適齡兒童學位必須與新建住房統籌解決。
消除“大班額”也得做“減法”。
山西省通過優化優質資源配置，緩解資源分布不均導致的“大班額”問題。山西推動各地積極探索名校辦分校、集團化辦學、城鄉一體化辦學、學區制管理、教育聯盟、校際聯盟等各項改革，努力縮小城鄉、區域、學校之間的差距，合理分流學生，避免學生過度集中在少數“熱點”學校。
“解決‘大班額’問題不能僅僅盯著某個具體現象采取一些具體的措施。”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褚宏啟表示，需要把農村學校發展滯后、留不住教師和學生，城鄉教育發展失衡等根源性問題解決好，從整體上改善教育生態，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