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學校、報志愿，最近湖南高三考生譚雨晴正在為今年的高職院校單獨招生(以下簡稱“高職單招”)考試做準備。

在學習成績并不太理想的譚雨晴看來，此次高職單招考試是她的“一次機會”，一次邁進高校學習的機會。

眼下，各省高職單招正在火熱進行中。在高職單招進行的第11個年頭，高職單招形勢如何?又有哪些瓶頸?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向多省考生、老師、招生人員等進行了了解。

單招成高職招生重要渠道

高職單招，也稱高職分類考試、提前考試等，是除統一招生考試，考生進入高職院校的另一途徑。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單招被錄取的考生與參加高考被錄取的考生并無區別，可享受同等待遇。

2007年是高職單招元年，教育部批準在江蘇、浙江、湖南、廣東等4省共計8所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率先進行單獨招生試點。11年間，單獨招生試點院校逐步由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擴權到國家骨干高職院校、各省級示范性高職院校、國家高等職業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內高職院校。

南京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招生就業處處長耿巍認為，高職單招其實是國家高考制度改革的一部分，“類似于本科的自主招生，提高了一部分學校的自主選拔權，讓學校通過不同的方式去選拔適合自己的學生，同時也給了學生更多的選擇權，在職業技能方面有意愿或動手能力較強但沒太大把握考上本科的學生，可以不通過高考，而通過高職單招考試進入學校。”

《教育部關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曾明確提出，進一步擴大高職分類考試錄取的比例，使分類考試錄取成為高職院校招生主要渠道。

蕪湖職業技術學院招生就業處副處長王偉介紹，2012~2015年安徽高職院校單獨招生改為自主招生，省內除了個別院校，基本都加入單獨招生，并且各院校的自主招生計劃逐步增加到各院校招生總計劃的50%。

承德石油高等專科學校黨委書記王紀安記得，2008年該校試水單招時，計劃招生名額僅100人，報考人數達1300人，時至去年，該校通過單招錄取的人數已達1354人，占總錄取人數的31.7%，今年單招投放的招生計劃則達總計劃錄取名額的60%。“2015年通過分類考試錄取的學生占河北高職院校招生總數的一半左右。”在他看來，“單招與統招兩個渠道招生數量差不多了，學生上學機會也大大提升了。”

單招形勢喜中有憂

對于今年單招的情況，耿巍比較滿意，“今年我院成功入選江蘇省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單位，同樣計劃招生1750人，報考人數達到了2400余人，比去年增長了約500人。”放眼省內，耿巍認為，優質高職院校的招生形勢普遍好轉，但整體形勢仍不容樂觀。

為了搶生源，去年還鬧出一場烏龍。耿巍記得，去年單招報名開始不久，一張“江蘇高職院校提前招生報名人數”的圖片在網絡上流傳，謊稱部分高職院校的報名人數已“爆倉”，意在嚇退一些想報考這些院校的考生，以達到搶生源的目的。

“全省89家高職院校參與單招試點，大致有10萬左右的招生計劃，但高職院校真正的有效生源約4萬多，平均下來每所學校不到1000名學生，稍微弱一些的學校依然招生難。”耿巍分析，“加之，去年二三本合并拉低了本科線，讓很多家長產生了一種幻覺，覺得考生可以考上本科，這也會進一步加劇高職單招的壓力。”

在不少人眼里，高職院校是本科院校的“接盤俠”，差生的“集中營”——這種觀念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如河北省某縣級中學年級主任薛霍(化名)所說，很多考生不愿意報考單招，的確是覺得高職比本科院校低了一等，有的覺得差生才會去考，很沒面子，有的覺得上了高職還不如不上，所以一心只想高考，盡管通過單招更容易進入高職。

薛霍透露，今年其所在中學有七八十名高三學生報考了高職單招，去年只有56名，但報考單招的考生占該校總考生數的比例并沒什么變化，約為3.5%。他認為，學生之所以如此，除了觀念上的保守，還與學生對高職院校及高職單招政策的不了解有密切關系，“現在國家提出弘揚工匠精神，重視技能人才，高職院校也有了新的發展，但不少家長和考生的觀念還停留在幾年前，這其中還是學校、老師宣傳不夠。”

薛霍所在學校的一名高三學生向記者表示，其班上只有3名同學報考了單招，在報考之前有五六家高職院校曾來學校發宣傳單，“了解得很有限”“很多同學覺得麻煩，還是覺得高考靠譜”。

“很多中學是不讓高職院校進校宣傳的，覺得高職單招的受眾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會影響學校的教學秩序，有的則是通過關系、付費等一些特殊方式才能進去。”在耿巍看來，高職院校與考生缺乏面對面直接溝通、交流的渠道，而這會對高職招生造成不利局勢。

如何打通高職院校與考生、家長之間的隔閡與偏見，讓有意愿的學生走近高職，也讓高職單招發揮選拔人才的最大效應?

顯然這不是一家之力可實現的。

王紀安認為，教育部門應加強高考改革相關政策的宣傳，使考生及家長能夠了解高職院校分類考試，能夠正確面對高職單招，同時學校也應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學老師、考生及家長普及高職單招相關的政策和具體實施方案。

“高職單招的規模越來越大，就不再是實驗品，而應該逐漸規范化。”具體而言，耿巍認為，首先教育行政部門應擔負起更多責任，比如搭建學校與考生溝通的平臺等。

讓耿巍拍手叫好的是，今年江蘇省不僅嚴肅招生行為，對虛假宣傳、違規承諾吸引或欺騙考生入學等違規行為進行了明確規范，同時引導中學對高職院校開放，并組織了多場高職單招的交流咨詢會，高職院校和家長、考生可以面對面交流，“給了辦學實力和辦學水平較高的高職院校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也給了溝通的平臺，更有利于考生和家長了解真實情況，從而選擇報考我們。”

“政府是最有力的參與者，政策的決策者、制定者、參與者和評價者，改革考驗著政府的這項工作治理技術，成熟的工作機制是完成招生改革的基本保障。”王偉認為，招生改革涉及社會多個層面，需要集體發力。他希望能把考職業院校的升學率納入中學的評價指標，并建議學生多用些信息手段進行職業生涯規劃，讓自己對將來有個起碼的認知。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育學者熊丙奇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建議，國家要取消歧視高職的制度，給每類教育、學校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并給高職院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結合社會需求調整專業、課程與人才培養模式。而高職學校本身，也要轉變規模辦學路線，走特色辦學之路，以質量和聲譽吸引生源。

“學校要給家長一個值得托付的理由，給學生一個值得期許的未來，比如進一步打造學院的特色品牌，提升學生工匠精神的培養，高水平高質量就業……解決好這些問題才能吸引更多考生。”耿巍說。